阎锡山后人(他的手下都去做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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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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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阎锡山后人，他的手下都去做什么了？
王亚樵昔日的“小弟”华克之，曾经这样评价：“王亚樵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而这位在民国时期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汉，却死得非常凄惨，而且，还与自己手下的老婆有关。
1935年11月，王亚樵秘密组织骨干成员孙凤鸣持枪刺杀蒋介石，未曾想，行动失败。
无奈之下，孙凤鸣掏出手枪，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将汪精卫打成了重伤。
蒋介石听说后，大发雷霆，他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悬赏100万，捉拿王亚樵；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
王亚樵听闻这个消息后，先是逃到了香港；后来，为了彻底摆脱戴笠的追杀，他带着20余名部属及其家眷从香港辗转到了广西梧州。
这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这两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
因此，在王亚樵看来，广西梧州应该是最安全的。
起初，事情就像王亚樵预料的那样，戴笠根本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地，更别说是刺杀他了。
直到有一天，戴笠的手下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才算是将王亚樵一步一步置身于危险之中。
原来，王亚樵有一个得力干将，叫余立奎，此人，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杀汪精卫被李怀诚出卖而遭到逮捕。
为了查到王亚樵的藏身地点，戴笠安排特务对余立奎百般折磨，但是，余立奎是一个硬汉，任凭特务狠狠毒打，他始终不肯透漏有关王亚樵的半点儿信息。
可是，戴笠打听到，余立奎有一个小妾叫婉君，对王亚樵及其重要部下十分熟悉。
于是，戴笠决定从婉君入手，寻找王亚樵的线索。
戴笠安排特务接近婉君，并假装好心地劝道：“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以委任他一个省主席当当。”
为了打消婉君的疑虑，特务们还对婉君许下了诺言：“找到王亚樵，我们就会立马放掉余立奎，说不定，也会给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干干。”
婉君一听，动心了，她和丈夫余立奎追随王亚樵这么多年，过得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从来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想到这里，婉君答应了特务的请求，表示自己会出面寻找王亚樵。
戴笠得知婉君的决定后，非常高兴。
不过，这不是儿戏，能否找到王亚樵关系到整个中统的名声，也关系到戴笠日后的前途。
为了稳住婉君，戴笠亲自与婉君面谈，并一手赠送给婉君10万元巨款，同时，戴笠还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奖金数目更为可观。”
但是，此事重大，关系着王亚樵的人身安全，面对重金利诱，婉君也不敢随意透露王亚樵的消息，她想确认一番后，再做决定。
为了确认戴笠的意图，婉君天真地问道：“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
“那还有假？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他做了高官，我也能沾沾光啊”，戴笠信誓旦旦地答道。
婉君听后，深信不疑，当即表示，自己用不了几天就会找到王亚樵的下落。
可是，婉君高兴的太早，她只听进了戴笠的高谈阔论，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中透露出的丝丝杀气。
果然，没过三天，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在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
戴笠听后，异常兴奋，内心之中马上策划了一个诱捕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这个方案离不开婉君的配合，甚至，戴笠还让她打了头阵。
1936年9月中旬，婉君从香港来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告诉他：“我在香港生活困难，我也想来梧州生活。”
王亚樵听后，深信不疑，当即答应下来。
几天以后，婉君再次告诉王亚樵：“亚樵哥，我有重要事情与你商量，请你来我住处一趟。”
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平日里异常谨慎的王亚樵，接到婉君的邀约后，想都没有想就赶往了婉君的住所。
殊不知，戴笠早已在婉君家周围布下天罗地网，想给“暗杀大王”王亚樵来个瓮中捉鳖。
当毫无防备的王亚樵刚刚踏进婉君的房间时，早已埋伏在门口的特务们突然向他撒了一把石灰，迷住了他的双眼。
在双眼灼热而又看不见的情况下，王亚樵同特务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
心狠手辣的特务们撤退之前，又残忍地用刀剥去王亚樵的脸皮，同时，为了灭口，将余立奎的小妾婉君杀害了。
王亚樵死后，他昔日的手下郑抱真，带着徒弟许志远，买官收殓，将王亚樵安葬在了梧州的倪庄村。
曾让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等上海滩大佬害怕、让蒋介石头疼的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
他死后，他的手下去了哪里？
我们先从“刺汪勇士”孙凤鸣说起。
孙凤鸣：化身晨光社记者，行刺汪精卫，比王亚樵死的还要早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场，根据会议安排，开幕式结束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会与参会的委员们集体合影留念。
眼看拍照的时间快要到了，可是，蒋介石迟迟未到。
出于好心的汪精卫，一连两次走进蒋介石的休息室，请蒋介石出来拍照，均被蒋介石拒绝了。
原来，蒋介石见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带保镖来了，他担心有些人浑水摸鱼也进入了会场，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并不打算出席这次合影。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转身就要离去，此时，蒋介石开口了，他提醒汪精卫：“我不去，我劝你也不要去。”
汪精卫不听，他一个人去和委员们合影了。
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见刺杀蒋介石不成，便退而求其次，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朝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
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拍照现场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在场的张静江滚到在地，孔祥熙一头钻到附近一架汽车底下，反观张继反应比较快，他迅速跑到孙凤鸣背后，一把抱住了孙凤鸣。
这时，张学良眼疾手快，一脚踢去，将孙凤鸣手中的短枪踢落在地上。
汪精卫的卫兵朝着孙凤鸣连开三枪，击中了孙凤鸣的胸部，孙凤鸣即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被击倒后，卫兵从他身上搜出6角毫洋和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1枚。
其实，孙凤鸣事先准备了3枚鸦片烟泡，另外两枚，他已提前服下。
由此看来，孙凤鸣早已抱定了誓不生还的决心。
国民党当局竭尽全力抢救孙凤鸣，动用的医疗人员、救护设备甚至超过了对汪精卫的救治标准。
他们就是希望从孙凤鸣嘴里了解行刺的背景。
可是，孙凤鸣非常坚强，他在重伤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口咬定：“我是大老粗，我凭良心做事，没什么背景。”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便去世了，年仅30岁。
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他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园；1988年7月，碑园建成，昔日同为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此时已经86岁高龄，他亲自赶到徐州，为孙凤鸣主持揭碑仪式，并挥泪写下一首悼念诗：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
华克之：曾被悬赏10万元，1998年去世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虽然没有受伤，但是，他明白孙凤鸣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找到戴笠，要求限期破案。
一时间，南京城中黑云罩日，全程封锁。
很快，特务们逮捕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晨光社的贺坡光、张玉华，以及与晨光社有往来的人；株连到的亲朋好友非常之多。
然而，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唯独走脱了一名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晨光社社长胡云卿。
戴笠查到，所谓的胡云卿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真实的名字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但是，无论出动多少人马，无论是掘地三尺，还是顺藤摸瓜，就是抓不到华克之。
一年后，华克之突然出现在香港，公开发表了当时刺杀汪精卫的真相。
原来，他是国民党左派，因不满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晨光通讯社，准备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刺杀蒋介石。
未曾想，蒋介石非常谨慎，没有出场，只能退而求其次，刺杀了汪精卫。
此文一出，蒋介石立即下令追捕华克之，并悬赏重金10万元，大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之意。
但是，华克之却神秘地消失了，彷佛人世间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一般。
几年以后，在潘汉年的情报系统里，出现了一位叫张建良的情报奇才，他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神出鬼没，来回折返，一方面刺探敌情，另一方面偷运军火，屡建奇功。
这位张建良便是销声已久的华克之。
1937年，他来到延安，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随即被派往华南，在李济深和陈铭枢身边工作，做上了延安和华南之间的信使。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华克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他广泛的人际关系，为我军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华克之仍然在情报战线上工作。
1998年，这位传奇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6岁，走的时候非常安详。
郑抱真：主动安葬了王亚樵，后来成为合肥的首任市长郑抱真是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897年，与王亚樵是老乡。
1924年，经过大哥郑绍成的介绍，加入了上海“斧头帮”。
两年后，“斧头帮”改为“铁血抗日锄奸团”，郑抱真成为该团的二号人物，负责内外联系、行动谋划以及筹备武器等工作，经常游刃于南京、北平、广州和香港等地。
1936年3月，郑抱真、余亚农跟随王亚樵来到了广西梧州。
当年10月，王亚樵被戴笠杀害，郑抱真与其夫人没有逃避，反而是大胆地为王亚樵安排后事，将王亚樵暂时安葬在了广西梧州。
之后，郑抱真回到上海，将夫人和孩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自己只身一人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抗日。
1939年，他率队加入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一年后，被提拔为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实现了从传奇侠士到正规军的华丽转身。
1949年1月，合肥解放，郑抱真被安排回到家乡担任合肥市首任市长，后来，又被调任到皖北担任行署副主任，这个头衔相当于副省级。
合肥虽然解放了，但是，百废待兴，在当时还是一个烂摊子、穷摊子，在财政上十分困难。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郑抱真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发行地区性信用公债，让企业、民众购买。
这样一来，不仅迅速解决了当时的金融困难，还促进了物资流通商贸营业。
同时，他还倡导并亲手办起了合作社，在城内开设农民招待所，解决了外地、外乡支前农民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促进了大军渡江的保障工作。
连续没日没夜的工作，郑抱真身体严重透支，最终积劳成疾。
1954年1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57岁。
余立奎：铁血硬汉，没有出卖王亚樵余立奎，出生于1889年，安徽合肥东北乡元疃村人，与王亚樵是同乡。
其实，余立奎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少年时代，曾在其舅舅家的店铺里帮工，12岁时，外出当兵。
1910年，余立奎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
1921年，加入上海“斧头帮”，后来，“斧头帮”改为“铁血锄奸团”，余立奎成了这个团的核心成员，并参与了“刺杀宋子文”、“给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安装炸弹”等多次行动。
1935年11月，因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案，余立奎被逮捕入狱，其实，余立奎并没有参与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抓余立奎，就是因为余立奎与王亚樵关系密切，戴笠想从余立奎嘴中挖到有关王亚樵的藏身地点。
但是，余立奎是条硬汉，任凭特务们百般威逼利诱，他始终不肯透露半个字；只可惜，他的老婆婉君受到特务们的蛊惑，出卖了王亚樵。
后来，余立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他一直被关押了13年之久，才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余立奎一直处于监视之中，在威逼之下，接受了国民政府给他提供的虚职。
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迫长江，并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国民政府的人员纷纷南迁，有的去了广州，有的去了台湾，可是，余立奎没有走，而是设法留了下来。
南京解放后，余立奎也得到了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1年，,回到安徽后，余立奎当上了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
1967年，余立奎病逝，享年78岁。
除了这4位得力干将，王亚樵还有余亚农、贺坡光、张玉华等助手，但是，刺汪案发生后，贺坡光和张玉华被判处死刑，至于余亚农，他后来加入民主同盟，帮助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后，他担任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至于其他手下，命运各不相同。
2. 阎锡山为什么要把山西铁路修成窄轨？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早在上世纪初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便深知交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他主导设计的山西十年发展规划中，铁路交通的建设便是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但是当时的山西实在是拿不出建造标准轨铁路所需的庞大资金，才最终有了折中采用窄轨的方案。
阎锡山《十年自强计划案》：“自日本强占我东省以来，迄今数月，犹未解决。而滇桂边陲，又告紧急。值此一发千钧，危急存亡之秋，幸政见之争，已告平息。一致团结，共御外侮；而一般民众复皆奔走呼号，竭力于爱国运动。多难兴邦，其在今日。处此国难当头之日，国际间之折冲，固重外交，而立国大计，尤须自强。盖自甲午庚子而后，举凡列强侵夺，未尝不借外交以作了局。惟事过境迁，不自警惕。政府无生聚教训之计划，人民无遵行推进之规程。因循荏苒，不振至今。驯至前次创痛未已，后次之艰难又来，次复一次，有加无已。溯往追来，舍急起直追，力图自强，以为挽救，则不足以臻郅治，冀立国于世界。锡山外观各国之富强，内察我国之贫弱，深感中央政府，有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之必要”。
东山再起，大力发展山西经济建设1932年2月20日，东山再起的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到任仅十天之后，阎锡山便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提交了一份《十年自强计划案》。
在该计划案中，阎锡山明确提出了九一八之后，国家在军事、外交、经济上面临的严峻局势，认为只有改革军备、发展基础教育、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弱的现状。
在提交该提案之后，阎锡山便率先垂范，于4月12日设立“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开始着手制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按照阎锡山的设想，这份“十年规划”将分政治、经济两大部分进行，前期工作就是抽调200余人进行分组调查、意见征集、起草、修订、讨论等工作。
1932年12月20日，在阎锡山回到山西整整十个月之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正式编成。
在这份《十年规划》中，经济建设是重中之重。根据当时山西的具体情况，对经济发展项目进行了重点划分，依次是农业、矿业、工业和商业。并且对每个经济项目都设定了发展目标，例如在水利发展上，设定十年之后增加800万亩水地为期成量，400万亩为必成量；棉业十年之后增加棉田100万亩为期成量，60万亩为必成量等等。
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先投钱，没有钱再好的计划也难以实施。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经济改革投资，不得已之下阎锡山只得通过借外债、发行公债和自筹来解决资金问题。
此外，交通问题也是摆在阎锡山面前的一大难题。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让省内的各种资源快速流通起来，而铁路是加速资源流通最有效的交通方式。
囊中羞涩，选择窄轨铁路建设方案在山西省境内，有清政府时期修建的正太、京绥两条铁路经过，但这两条铁路的总里程只有317公里，且位置均处于晋中和晋东北，不利于山西南北交通的发展。
其实早在1927年，阎锡山便聘请德国工程师进行铁路建设计划的制定，并准备在1929年开工建设同蒲铁路，但是在向南京政府申请财政拨款时被拒绝。而正当准备自筹资金建设时，阎锡山又在中原大战后下野，同蒲铁路的建设计划便搁置下来。
在这次东山再起之后，阎锡山是下定决心必须建成这条同蒲铁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十年计划案》中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矿业发展需要的大量原料、产品需要铁路运输；对外贸易发展需要铁路运输；人员出行需要铁路运输。
但是修建铁路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工程，曾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胡聘之以及孙中山都曾计划在山西修建铁路，但最终都因缺乏资金而不了了之。
于是，阎锡山首先动用自己家族存在国外银行的私人存款，向德国西门子公司、法国万达钢厂、德国克鲁勃公司采购了价值近千万元的机车和钢轨。
按照当时的铁路建设标准，如果使用标准宽轨，仅钢轨和枕木两项的采购费用，就达到860万元，如果再加上桥梁、隧道、车站等建设费用，建设同蒲铁路至少耗资近亿元。如果采取借外债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即便按年息一分计算，每年仅利息就需要支出近千万元。
阎锡山认为如果是以这种方式修建同蒲铁路，以后就算是卖掉山西，可能都无法偿还负债。
于是，阎锡山决定：路基采用标准建设，铁轨先采用窄轨的方式修建，等以后有了钱，再换成宽轨。
1932年10月，在阎锡山的《十年计划案》还没制定出来的时候，同蒲铁路便率先开始了建设。为了确保建设进度，阎锡山调集了晋绥军4个步兵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第一缕和工兵部队共计3万余人投入铁路建设。这么一来，又节省了一大笔的建设经费支出，反正军队军饷都是要发的。
截止1937年，山西省境内一共建成铁路里程达到1050公里，提前五年完成《十年计划案》中关于铁路建设的里程目标。而这五年整个中国的铁路建设里程为3727公里，山西就占了近四分之一。
而与同时期建设的外省铁路每公里造价88480.3元相比，采用窄轨设计建造的山西铁路每公里造价只有18688.2元，整整节省了三分之二的造价，阎老西在经济上的“抠”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因此，阎锡山之所以在山西采用窄轨进行铁路建设，其初衷主要还是因为缺钱。至于所谓的断绝与外界联系、便于在山西当土皇帝的说法，也只能当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聊聊罢了。
3. 自古以来山西籍的将军都有谁？
山西，简称“晋”，在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中，主要是晋国的领地。山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有着众多的人才，将领统帅也是有着很多。
古代将领卫青，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
霍去病，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人。
关羽，蜀汉名将，河东郡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人。
张辽，曹魏名将，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人。
徐晃，曹魏名将，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人。
温峤，东晋名将，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
王僧辩，南朝梁名将，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
贺拔岳，北魏名将，神武郡尖山县（今山西省寿阳县宗艾镇神武村）人。
斛律光，北齐名将，太安狄那（今山西省寿阳县）人。
薛世雄，隋朝名将，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
尉迟恭，唐朝名将，朔州鄯阳县（今山西省朔州市）人。
王方翼，唐朝名将，并州祁（今山西省祁县）人。
裴行俭，唐朝名将，绛州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东北）人。
薛仁贵，唐朝名将，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河津市修村）人。
薛讷，唐朝名将，绛州万泉（今山西省新绛县）人。
张守珪，唐朝名将，陕州河北县（今山西省平陆县）人。
封常清，唐朝名将，唐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
李克用， 唐末至五代初晋王，神武川之新城（今山西雁门北部）人。
李存孝，唐末猛将，代州飞狐县（今山西省灵丘县）人。
郭崇韬，五代后唐名将，代州雁门（今山西省代县）人。
史匡翰，五代名将，五代雁门(今山西代县)人。
李筠，五代名将，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人。
党进，北宋名将，朔州马邑 （今山西朔州）人。
呼延赞，北宋名将，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
狄青，北宋名将，汾州西河县（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 ）人。
王彦，南宋名将，河东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人。
杨存中，南宋名将，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人。
孙传庭，明朝名将，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
近现代徐向前，十大元帅之一，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人。
赵尔陆，开国上将，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 ）解村乡北三泉村人。
董其武，开国上将，山西河津人。
白云，少将，山西省洪洞县人。
常乾坤，中将，山西省垣曲县人。
车敏瞧，少将 ，山西省垣曲县人。
柴启琨，少将，山西省河津县人。
段士楷，少将，山西省霍县人。
牛明智，少将，山西省芮城县人。
范富山，少将，山西省定襄县人。
谷景生，少将，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罗村人。
高德西，少将，太原市人。
胡尚礼，少将，山西省解县人。
胡荣贵，少将，山西省定襄县人。
刘苏，少将，山西应县人。
刘忍，少将，山西省应县人。
刘静海，少将，山西省寿阳县人。
吕义山，少将，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
梁中玉，少将，山西省岚县人。
李文一，少将，山西省万荣县人。
李懋之，少将，山西省襄垣县五阳村人。
茹夫一，少将，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人。
史进前，少将，山西定襄人。
史景班，少将，山西省汾阳市人。
王晓，少将，山西省定襄县人。
王展，少将，山西省汾阳县东河头村人。
王兰麟，少将，山西省解县（今运城）人。
王庆生，少将，山西省平遥县宁固村人。
吴效闵，少将，山西省太谷县人。
许志奋，少将，山西省汾阳县（现汾阳市）三泉镇南马庄村人。
薛克忠，少将，山西省洪洞县人。
杨文安，少将，山西省芮城县人。
阎捷三，少将，山西晋城南村镇东常村人。
智生元，少将，山西定襄县管家营村人。
张政，少将，山西省阳曲县人。
张子珍，少将，山西省应县人。
张子明，少将，山西省离石县人。
张中如，少将，出生于山西原平人。
张文舟，少将，山西沁县人。
张世珍，少将，山西闻喜人。
张廷桢，少将，西省崞县(今原平)人。
张英明，少将，山西省灵石县人。
张柱国，少将，山西省繁峙县人。
张梓桢，少将，山西灵石人。
张献奎，少将，山西忻州（忻县）魏家沟人。
4. 太原有哪些历史名人？
古太原藏龙卧虎，群星灿烂。随便给你说出几个，熟悉的历史名人都是令人高山仰之。
第一位：王昌龄，听过吧？，字少伯，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其诗以七绝见长，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誉。王昌龄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时谓王江宁,作品有《王昌龄集》。我想小学没有读过大诗人的诗的人没有吧。
第二位：罗贯中，这个应该也听过吧。太原清徐人。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罗贯中的一生着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小说《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其中《三国演义》是其力作，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吴.蜀.魏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受读者喜爱。这可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啊！四大四大四大名著之一。太牛了！
第三位，再来说一个神一般的存在：傅山，明清思想家、书法家。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被认为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传世之作。要是你还不知道其是何许人也，那么我告诉你，太原的名小吃，人们早上喝的头脑，那就是傅山老先生为了给母亲添加营养特制的。老有名了！太原人要是说不知道头脑为何物，那就不是太原的土著。
第四位：神探狄仁杰。断案如神，正如狄仁杰在中国和外国人看待福尔摩斯一样，狄仁杰一生断案无数，无半点差漏。狄仁杰在中国不仅仅是断案如神，其辅佐一代女皇武则天，保护李唐江山的故事为民间所敬仰。狄公形象早已搬上了银幕，家喻户晓。就不用多说了吧？
第五位：也是最重要的名人，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旧并州汾阳人，在现代属于吕梁市，在古代属于现在的太原市，也可以说是太原人士。中国第一位女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目前来说唯一，不是之一哦。武则天延续了贞观之治的遗风，开疆拓土，国泰民安，无字碑述说了这位女皇的传奇经历。
近代的名人，就不说了。剩下就看咱各位了。只要努力，梦想总是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
5. 你的家乡有哪些历史和近代名人？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的南阳市，一个有1000多万人口的三线农业城市。南阳是南都帝乡，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造就了二百年的东汉江山。八百里伏牛山，三千年母亲河赋予了南阳不绝的灵气，诞生了众多在华夏历史上极富声名的传奇人物。我试列举之：
谋圣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河内郡汲县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韬略家，周朝开国元勋，商末周初兵学奠基人。
商圣范蠡，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
科圣张衡，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后人为纪念张衡，在南阳修建了张衡博物馆。
医圣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智圣诸葛亮，诸葛亮在南阳郡隆中隐居,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蜀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近现代政治军事家习仲勋、彭雪枫、刘满仓、常万全等等；文化名人二月河，一部《雍正王朝》引领清史研究高潮；科技名人王永民，五笔输入法的创始人……
这些杰出人物，为推动中华文化、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6. 结庐守墓的成语故事？
山西朔县的侍卫张日明，自从阎锡山逝世之后，他每天都搭乘公交车上山，照料其故居，还会在他墓前供奉新鲜的水果。
他坚持了52年，没领过一分钱津贴。
有青葱小伙到垂垂老矣，张日明老人迈着踉跄的步履，抚摸着坟前的墓碑，说：“我来看您了。”一句话说完，现场的人也哽咽了。
张日明说：“阎锡山是山西的大家长”。
“结庐守墓”是春秋时期的孔子的弟子才能做出的“义举”，然而却出现在近代的一个侍卫身上，可歌可泣。
阎锡山也算是一代枭雄，在山西人们心中，就好比张作霖在东北人心中的位置。阎锡山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的婚姻生活，比起民国其他军阀，他算是一个专情忠诚的好男人。
在古代男人眼里，女人不值钱，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够了就丢掉，毫不可惜。他们但凡有权有势，就会左娶一个右娶一个，新鲜够了就丢掉不管。
在封建社会想让手握权柄的男人一心一意似乎并不容易，袁世凯的妻妾也蛮多的，不过老袁也算是个纯爷们，对妻妾照料得比较好，其他军阀还不如他，娶了很多妻妾，甚至都记不住名字，认不清面孔，只能说是“种猪”。
阎锡山只有一妻一妾，而且妾是用来传宗接代的，他真正有感情的是他的妻子。
在他妻子死后，他提笔凝思，写成一幅对联：
“竹青四时真味在，莺芳一室古香存”。
他的妻子叫徐青竹，包办婚姻，妻子比他大六岁。这就比较令人惊讶，当时流行男大女小，这样的包办婚姻只能说是传奇。
更传奇的是，两人八字合适，无比和谐，越来越有感情。
其实阎锡山本名不叫这个，他小名叫万喜，等他考试的时候，算命的说：“你五行缺金，肯定能考上”，结果他就考上了。
考上后要取个官名，算命先生摇头晃脑半天后说：“五行缺金，就叫锡山吧！”
阎锡山果然缺金，虽然有很好的感情生活，也有很好的事业，但一直没孩子。后来他不得不娶一个小女生为她生养孩子，小女生只有十四岁，刚能生育。
小女生到了阎锡山家，服从大老婆指挥，姓也改成大老婆娘家的姓，叫徐兰森。徐兰森叫徐竹青姐，对她的话言听计从。
不过叫姐也是抬高了这个女生的地位，毕竟她之是妾。这个小女生一到阎锡山家，人生如同开挂，一口气为阎家添了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但这些孩子只能管这家的主子徐青竹叫妈，徐兰森是他们亲妈，却只能叫姨妈。
好在徐青竹对几个孩子也好，视如己出，但唯一不好的是，她一定让孩子叫自己妈，这让亲妈作何感想，肯定心里不舒服。
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阎锡山战败，逃亡大连，徐兰森带着老四、老五跟阎锡山一起到大连，徐青竹过了一段时间才到，结果她发现这两个孩子叫徐兰森妈，而不是姨妈。这点触怒了她，她认为挑战了她在阎家的地位。
她去找阎锡山评理，阎锡山没理会她，当时他情绪低落，也没空安慰她，结果她哭了一整夜。
后来阎锡山对徐竹青还跟以前一样，大事小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家里的事物也交给她打理，有重要的聚会就让徐竹青代表自己去。但徐竹青始终不原谅他，跟他分居。
没想到徐兰森死得最早，突然病故，那天是腊月三十，天寒地冻。
徐兰森死后，徐竹青才原谅了阎锡山，重新回到他生活中，陪他走完七十八岁的人生。阎锡山死后四年，徐竹青才去世，他们的爱情传奇就此纠结。
人死了，故事却还在继续，在墓碑前，松树丛中，古旧翘角的屋檐下，还有模糊发黄的老照片中人的眉梢眼角之间。
人死了，情还在继续，世间所谓的大爱，从来就不是男女之情，而是不求回报的付出，比如他的部下，曾经最年轻的侍卫，如今已是白发苍苍。
老人将墓碑擦拭干净，暮雨蒙蒙，他最后鞠了一个躬，步履蹒跚地下山了。这里有阎锡山和他的夫人，也有整个民国最传奇的军阀混战的一生。
老人说：“我死后，我的后代也会为阎锡山扫墓。”
7. 汤恩伯和李宗仁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恩怨怨？
汤恩伯与李宗仁的恩怨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这两人之间的恩怨，而是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恩怨。要知道，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听从的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如果没有蒋介石的指使，或是蒋介石意图打压李宗仁，你就是给汤恩伯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去惹李宗仁。
蒋介石自1926年成为国民党的老大以来，他的目标就是要统一全国，在北伐战争胜利后，老蒋所操控的南京国民政府，至少成了当时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而对老蒋“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以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代表的地方军阀，这些西方军阀不仅割据一片土地，手上还握有重兵。
就拿1930年的中原大战来说，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组成的反蒋联盟，总兵力就有65万人，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才70万人，双发也一度僵持不下，要不是最后张学良加入了蒋介石一方，中原大战的最终结果还真是很难说。
蒋介石要想实现统一就必须剪除地方军阀，而地方军阀呢？一方面他们要生存，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不断做大做强自己的势力，最好干掉蒋介石，由自己来统一全国，所以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尤其是李宗仁这样的大军阀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正因为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蒋介石亲信的汤恩伯，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汤恩伯，自然要紧跟蒋介石的步伐，打击地方军阀势力，由此他与李宗仁之间闹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
先说说李宗仁，他自1924年与白崇禧合作打败旧桂系，统一广西后，在民国的30多年里一直都是蒋介石最为强劲的一个对手，他与有着“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合作无间，时人称为“李白”组合。而李宗仁手下强悍的军队更是他与蒋介石对抗的资本，有种说法是“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就是这样一支桂军，在当时成为了蒋介石非嫡系部队中的主力部队，其作战能力可与国民党五大主力相媲美，作为这样一个强大的存在，李宗仁自然就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而汤恩伯是什么情况呢？汤恩伯是浙江义乌人，非常符合蒋介石“老乡”的用人标准，曾与陈诚、胡宗南齐名，是蒋介石三大军事集团的巨头之一。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北伐战争时期就开始效命蒋介石，抗战时期蒋介石也对他予以重任，让他掌管鲁、苏、豫、皖边区，鼎盛时期汤恩伯曾拥兵60万，被称为“中原王”，不过在执掌中原期间，汤恩伯又因欺压百姓，横征暴敛，使中原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民间也有“水旱蝗汤”的说法。
汤恩伯与李宗仁同属国民党阵营，所以交集自然很多，但引起两人重大矛盾的，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台儿庄战役期间，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战役总指挥。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日军集结4万重兵猛攻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台儿庄，由此台儿庄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1938年3月17日，日军进攻台儿庄外围的藤县，驻守藤县的川军41军奋勇抵抗，122师战至最后一人，师长王铭章自杀殉国，124师也几乎全部打光，在这样危机的时刻，李宗仁命战区所属的汤恩伯部赶去支援，但汤恩伯部却未能及时赶到战场，致使藤县失守。
随后到20日的时候，日军攻到了台儿庄，当时在台儿庄正面防守的是西北军出身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与日军从24日血战到28日，尽管伤亡惨重，但仍死战不退，当日军攻入台儿庄城内的时候，甚至连31师师长池城峰都亲自率领敢死队跟日军肉搏了起来，可以说在台儿庄前期的战斗中，全是老蒋非嫡系的部队在跟日军死磕，死死地拖住了日军。
汤恩伯也直到28日的时候，眼看台儿庄要陷落了，才在外围的枣庄、峄县地区对日军展开了进攻，因为这个时候汤恩伯再不出击，台儿庄就真的保不住了，丢了台儿庄接下来徐州就会玩完，也就是说，汤恩伯是在不得不出击的情况下，才出击了日军。
到了29日的时候，日军再次重兵增援台儿庄，而到了这个时候，整个第二集团军甚至都有了战至最后一人的打算，当时第二集团军也快拼光了，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也只有汤恩伯部所辖的第20兵团建制完好，战力充足，可汤恩伯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见死不救，你说李宗仁能不恼火么？
后来，随着国民党越来越多的部队集结在台儿庄附近，也逐渐对攻入台儿庄的日军形成了合围，到4月3日的时候中国军队发动反击，这个时候日军已精疲力尽，主要也是因为前期西北军、川军不惜整团、整师甚至整军地跟日军拼命，才把日军给拖死了，这个时候汤恩伯参与反击，其实是在捡漏了。
整个台儿庄战役期间，就属汤恩伯的部队装备最好，战力最强，建制最完整，可真正的血战汤恩伯却基本没有参与，全都是李宗仁所属的非嫡系部队去跟日军血战，而李宗仁也不敢丢掉徐州，因为一旦丢了徐州，搞不好韩复渠就是他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很可能会借着丢掉徐州的理由，枪毙了李宗仁也说不定。所以这期间李宗仁的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李宗仁左一个命令又一个命令，要汤恩伯顶上去，可汤恩伯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为此李宗仁能不恼火么？
那么汤恩伯是个畏敌不战的将领吗？实际上恰恰相反，在整个抗战期间，汤恩伯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表现非常出色，甚至被日军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比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兵分三路全面侵华，一路走平汉线，一路走津浦线，另一路沿平绥线西出南口，在此危难的时候，汤恩伯率十三军在北平西北郊南口布防，此处是燕山余脉与太行山交会之地，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也是北平通往西北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为了占领这块军事要地，也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南口发动了猛攻，在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汤恩伯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与素有“钢军”之称的日军第五师团展开了血战，战到最危险的时刻，汤恩伯身边只留了2个勤杂兵，其余人员全被派往了前线，经过浴血奋战，汤恩伯死守南口长达18天，远超了老蒋给出的10天期限，还创下了一次战役致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记录。
后来汤恩伯又参加了随枣会战、对日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等重要战役，他甚至令侵华日军谈之色变，日军也曾对中国军队划分甲乙丙三等，被划为甲等的部队寥寥无几，而汤恩伯所辖的每个师都被列为了甲等，甚至可以说侵华日军将汤恩伯列为头号敌人也不为过。
既然汤恩伯在与日军的作战中那么出色，他为什么会在台儿庄战役中，尤其是前期的战役中如此消极应战呢？其实我认为他应该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行事的，从前后的很多事情中我们也能看出端倪。
▲汤恩伯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是老蒋
比如在台儿庄战役之前，山东军阀韩复渠因为逃跑被蒋介石给枪毙了，而在台儿庄战役中，参与前期血战的基本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以西北军、川军为主，同时战役的总指挥也不是蒋介石嫡系将领，而是李宗仁，蒋介石安排李宗仁负战役的总责，也有让李宗仁在徐州跟日军死磕的意思，如果失败了，他就能堂而皇之地处罚李宗仁，就算赢了，也会让李宗仁带着一帮非嫡系的部队去跟日军作死的消耗一把。而这样做，背后的总逻辑就是想通过对日作战来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同时尽量保存一下“中央军”的实力。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很大，他的嫡系部队在抗战中也损失惨重，但这也不能排除在抗战期间，他也确实做了些通过日军来消耗地方军阀的事情。台儿庄战役后，论功行赏，汤恩伯不仅没有因为前期的消极作战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还得了“青天白日勋章”作为奖励，从中我们也能看出，汤恩伯所做的，其实是在贯彻老蒋的意图。
而李宗仁呢？其实他当然知道汤恩伯的背后就是老蒋了，可当时老蒋是全国抗战的总领袖，他不好向蒋介石开火，就只能朝汤恩伯开火了。对于蒋介石来说，消极应战这种事情他是不能做的，他要做这种事情就需要一个手套，汤恩伯就正好做了这个手套，脏活由汤恩伯来做，骂名都在汤恩伯身上，而实际得了好处的却是老蒋。
抗战期间，李宗仁与汤恩伯还发生过很多矛盾，比如：
1942年河南接连出现灾荒，汤恩伯所部驻守河南，不但没有参与赈灾，反而对灾区民众横征暴敛，此举无疑加重了河南百姓的灾难，造成了当时300万河南民众因饥荒而亡。事后，李宗仁就在老蒋面前参了汤恩伯一本，可老蒋却并没有追究汤恩伯的责任。
在随枣会战中，李宗仁也给汤恩伯下了套，当他得知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围歼汤恩伯部的时候，李宗仁就命令桂系的84军可以撤退，但只跟汤恩伯说，他的部队可以相机撤退，后来真打起来的时候，84军就直接逃跑了，丢下汤恩伯跟日军死磕，汤恩伯要求撤退，李宗仁不许，要他继续跟日军死磕，汤恩伯那会听李宗仁的这个命令呢？索性带着部队直接撤退，后来又遇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接应，才最终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作为将领的汤恩伯为什么敢直接违抗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要知道在抗战时期因为违抗军令被枪毙的高级将领很多，这背后自然是有老蒋撑腰，汤恩伯才敢这么做了。
整个抗战期间，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除了跟日军作战、对付老蒋，还有的精力自然就放到了自身的发展上了，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桂系部队从抗战初期的16万人发展到了24万余人，不过后来蒋介石借着整编全国军队的由头，大肆裁剪了桂系的部队，又将其控制在了10万人以下。对此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自能忍耐，因为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的嫡系占了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二以上，老蒋的拳头太大了，李宗仁除了忍，也没别的办法。
可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暂时选择了隐忍，只是在等待时机。后来到了1948年底的时候，蒋介石在内战中越来越不利，尤其是三大战役之后，他的精锐部队已被解放军消灭得差不多了，而这个时期，经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经营，桂系的实力却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1948年年中的时候白崇禧赴武汉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坐拥40万大军，到了渡江战役时期，老蒋手上的重兵集团仅剩汤恩伯部负责长江下游防守的45万人，这些部队大多是新组建的，与白崇禧手上的正规军相比，战力差距太大，所以这个时候李宗仁也乘机发动了对蒋介石的逼宫，老蒋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出任了“代总统”。
李宗仁在出任“代总统”后，就当了整个国民党的家，对于李宗仁来说，他就要守住长江防线，以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了，可这个时候，“总统”李宗仁却根本指挥不动汤恩伯，这其中李宗仁与汤恩伯的矛盾也自然不小。
后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与汤恩伯也是各自为战，他们都想让对方去跟解放军死磕，消耗对方，到了这个时候汤恩伯干脆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给老蒋搬家上面了，对于“大总统”李宗仁的很多命令也压根不理。
所以我们纵观李宗仁与汤恩伯矛盾的前前后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人之间的恩怨，其实说到底是老蒋与李宗仁之间的恩怨，汤恩伯只是老蒋的一只手套，他所做的都是在贯彻老蒋的意图。
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老蒋想铲除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一方面要求存，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发展壮大，要取代老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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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阎锡山后人，他的手下都去做什么了？
王亚樵昔日的“小弟”华克之，曾经这样评价：“王亚樵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而这位在民国时期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汉，却死得非常凄惨，而且，还与自己手下的老婆有关。
1935年11月，王亚樵秘密组织骨干成员孙凤鸣持枪刺杀蒋介石，未曾想，行动失败。
无奈之下，孙凤鸣掏出手枪，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将汪精卫打成了重伤。
蒋介石听说后，大发雷霆，他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悬赏100万，捉拿王亚樵；捉不来活的，就要死的。”
王亚樵听闻这个消息后，先是逃到了香港；后来，为了彻底摆脱戴笠的追杀，他带着20余名部属及其家眷从香港辗转到了广西梧州。
这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这两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
因此，在王亚樵看来，广西梧州应该是最安全的。
起初，事情就像王亚樵预料的那样，戴笠根本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地，更别说是刺杀他了。
直到有一天，戴笠的手下想出了一条“以人寻人”的妙计，才算是将王亚樵一步一步置身于危险之中。
原来，王亚樵有一个得力干将，叫余立奎，此人，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杀汪精卫被李怀诚出卖而遭到逮捕。
为了查到王亚樵的藏身地点，戴笠安排特务对余立奎百般折磨，但是，余立奎是一个硬汉，任凭特务狠狠毒打，他始终不肯透漏有关王亚樵的半点儿信息。
可是，戴笠打听到，余立奎有一个小妾叫婉君，对王亚樵及其重要部下十分熟悉。
于是，戴笠决定从婉君入手，寻找王亚樵的线索。
戴笠安排特务接近婉君，并假装好心地劝道：“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找到他是为了救他、重用他，至少可以委任他一个省主席当当。”
为了打消婉君的疑虑，特务们还对婉君许下了诺言：“找到王亚樵，我们就会立马放掉余立奎，说不定，也会给个专员、厅长一类的大官干干。”
婉君一听，动心了，她和丈夫余立奎追随王亚樵这么多年，过得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整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从来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
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想到这里，婉君答应了特务的请求，表示自己会出面寻找王亚樵。
戴笠得知婉君的决定后，非常高兴。
不过，这不是儿戏，能否找到王亚樵关系到整个中统的名声，也关系到戴笠日后的前途。
为了稳住婉君，戴笠亲自与婉君面谈，并一手赠送给婉君10万元巨款，同时，戴笠还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奖金数目更为可观。”
但是，此事重大，关系着王亚樵的人身安全，面对重金利诱，婉君也不敢随意透露王亚樵的消息，她想确认一番后，再做决定。
为了确认戴笠的意图，婉君天真地问道：“戴先生，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
“那还有假？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他做了高官，我也能沾沾光啊”，戴笠信誓旦旦地答道。
婉君听后，深信不疑，当即表示，自己用不了几天就会找到王亚樵的下落。
可是，婉君高兴的太早，她只听进了戴笠的高谈阔论，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中透露出的丝丝杀气。
果然，没过三天，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在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
戴笠听后，异常兴奋，内心之中马上策划了一个诱捕王亚樵的秘密方案。
这个方案离不开婉君的配合，甚至，戴笠还让她打了头阵。
1936年9月中旬，婉君从香港来到梧州，找到了王亚樵，告诉他：“我在香港生活困难，我也想来梧州生活。”
王亚樵听后，深信不疑，当即答应下来。
几天以后，婉君再次告诉王亚樵：“亚樵哥，我有重要事情与你商量，请你来我住处一趟。”
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平日里异常谨慎的王亚樵，接到婉君的邀约后，想都没有想就赶往了婉君的住所。
殊不知，戴笠早已在婉君家周围布下天罗地网，想给“暗杀大王”王亚樵来个瓮中捉鳖。
当毫无防备的王亚樵刚刚踏进婉君的房间时，早已埋伏在门口的特务们突然向他撒了一把石灰，迷住了他的双眼。
在双眼灼热而又看不见的情况下，王亚樵同特务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最终，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死亡。
心狠手辣的特务们撤退之前，又残忍地用刀剥去王亚樵的脸皮，同时，为了灭口，将余立奎的小妾婉君杀害了。
王亚樵死后，他昔日的手下郑抱真，带着徒弟许志远，买官收殓，将王亚樵安葬在了梧州的倪庄村。
曾让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等上海滩大佬害怕、让蒋介石头疼的一代乱世枭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
他死后，他的手下去了哪里？
我们先从“刺汪勇士”孙凤鸣说起。
孙凤鸣：化身晨光社记者，行刺汪精卫，比王亚樵死的还要早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场，根据会议安排，开幕式结束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会与参会的委员们集体合影留念。
眼看拍照的时间快要到了，可是，蒋介石迟迟未到。
出于好心的汪精卫，一连两次走进蒋介石的休息室，请蒋介石出来拍照，均被蒋介石拒绝了。
原来，蒋介石见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带保镖来了，他担心有些人浑水摸鱼也进入了会场，所以，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并不打算出席这次合影。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转身就要离去，此时，蒋介石开口了，他提醒汪精卫：“我不去，我劝你也不要去。”
汪精卫不听，他一个人去和委员们合影了。
这时，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见刺杀蒋介石不成，便退而求其次，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朝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
汪精卫应声倒地，身受重伤，拍照现场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在场的张静江滚到在地，孔祥熙一头钻到附近一架汽车底下，反观张继反应比较快，他迅速跑到孙凤鸣背后，一把抱住了孙凤鸣。
这时，张学良眼疾手快，一脚踢去，将孙凤鸣手中的短枪踢落在地上。
汪精卫的卫兵朝着孙凤鸣连开三枪，击中了孙凤鸣的胸部，孙凤鸣即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被击倒后，卫兵从他身上搜出6角毫洋和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1枚。
其实，孙凤鸣事先准备了3枚鸦片烟泡，另外两枚，他已提前服下。
由此看来，孙凤鸣早已抱定了誓不生还的决心。
国民党当局竭尽全力抢救孙凤鸣，动用的医疗人员、救护设备甚至超过了对汪精卫的救治标准。
他们就是希望从孙凤鸣嘴里了解行刺的背景。
可是，孙凤鸣非常坚强，他在重伤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口咬定：“我是大老粗，我凭良心做事，没什么背景。”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便去世了，年仅30岁。
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他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园；1988年7月，碑园建成，昔日同为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此时已经86岁高龄，他亲自赶到徐州，为孙凤鸣主持揭碑仪式，并挥泪写下一首悼念诗：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
华克之：曾被悬赏10万元，1998年去世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虽然没有受伤，但是，他明白孙凤鸣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找到戴笠，要求限期破案。
一时间，南京城中黑云罩日，全程封锁。
很快，特务们逮捕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晨光社的贺坡光、张玉华，以及与晨光社有往来的人；株连到的亲朋好友非常之多。
然而，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唯独走脱了一名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晨光社社长胡云卿。
戴笠查到，所谓的胡云卿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真实的名字叫华克之，江苏宝应人，但是，无论出动多少人马，无论是掘地三尺，还是顺藤摸瓜，就是抓不到华克之。
一年后，华克之突然出现在香港，公开发表了当时刺杀汪精卫的真相。
原来，他是国民党左派，因不满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晨光通讯社，准备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刺杀蒋介石。
未曾想，蒋介石非常谨慎，没有出场，只能退而求其次，刺杀了汪精卫。
此文一出，蒋介石立即下令追捕华克之，并悬赏重金10万元，大有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之意。
但是，华克之却神秘地消失了，彷佛人世间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一般。
几年以后，在潘汉年的情报系统里，出现了一位叫张建良的情报奇才，他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神出鬼没，来回折返，一方面刺探敌情，另一方面偷运军火，屡建奇功。
这位张建良便是销声已久的华克之。
1937年，他来到延安，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随即被派往华南，在李济深和陈铭枢身边工作，做上了延安和华南之间的信使。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华克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他广泛的人际关系，为我军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华克之仍然在情报战线上工作。
1998年，这位传奇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享年96岁，走的时候非常安详。
郑抱真：主动安葬了王亚樵，后来成为合肥的首任市长郑抱真是安徽合肥人，出生于1897年，与王亚樵是老乡。
1924年，经过大哥郑绍成的介绍，加入了上海“斧头帮”。
两年后，“斧头帮”改为“铁血抗日锄奸团”，郑抱真成为该团的二号人物，负责内外联系、行动谋划以及筹备武器等工作，经常游刃于南京、北平、广州和香港等地。
1936年3月，郑抱真、余亚农跟随王亚樵来到了广西梧州。
当年10月，王亚樵被戴笠杀害，郑抱真与其夫人没有逃避，反而是大胆地为王亚樵安排后事，将王亚樵暂时安葬在了广西梧州。
之后，郑抱真回到上海，将夫人和孩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自己只身一人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抗日。
1939年，他率队加入新四军，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一年后，被提拔为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实现了从传奇侠士到正规军的华丽转身。
1949年1月，合肥解放，郑抱真被安排回到家乡担任合肥市首任市长，后来，又被调任到皖北担任行署副主任，这个头衔相当于副省级。
合肥虽然解放了，但是，百废待兴，在当时还是一个烂摊子、穷摊子，在财政上十分困难。
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郑抱真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发行地区性信用公债，让企业、民众购买。
这样一来，不仅迅速解决了当时的金融困难，还促进了物资流通商贸营业。
同时，他还倡导并亲手办起了合作社，在城内开设农民招待所，解决了外地、外乡支前农民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促进了大军渡江的保障工作。
连续没日没夜的工作，郑抱真身体严重透支，最终积劳成疾。
1954年1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57岁。
余立奎：铁血硬汉，没有出卖王亚樵余立奎，出生于1889年，安徽合肥东北乡元疃村人，与王亚樵是同乡。
其实，余立奎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少年时代，曾在其舅舅家的店铺里帮工，12岁时，外出当兵。
1910年，余立奎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
1921年，加入上海“斧头帮”，后来，“斧头帮”改为“铁血锄奸团”，余立奎成了这个团的核心成员，并参与了“刺杀宋子文”、“给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安装炸弹”等多次行动。
1935年11月，因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案，余立奎被逮捕入狱，其实，余立奎并没有参与刺杀汪精卫的行动。
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抓余立奎，就是因为余立奎与王亚樵关系密切，戴笠想从余立奎嘴中挖到有关王亚樵的藏身地点。
但是，余立奎是条硬汉，任凭特务们百般威逼利诱，他始终不肯透露半个字；只可惜，他的老婆婉君受到特务们的蛊惑，出卖了王亚樵。
后来，余立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他一直被关押了13年之久，才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余立奎一直处于监视之中，在威逼之下，接受了国民政府给他提供的虚职。
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迫长江，并发起了渡江战役，当时，国民政府的人员纷纷南迁，有的去了广州，有的去了台湾，可是，余立奎没有走，而是设法留了下来。
南京解放后，余立奎也得到了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1年，,回到安徽后，余立奎当上了皖北行署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
1967年，余立奎病逝，享年78岁。
除了这4位得力干将，王亚樵还有余亚农、贺坡光、张玉华等助手，但是，刺汪案发生后，贺坡光和张玉华被判处死刑，至于余亚农，他后来加入民主同盟，帮助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后，他担任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等职务，至于其他手下，命运各不相同。
2. 阎锡山为什么要把山西铁路修成窄轨？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早在上世纪初期，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便深知交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他主导设计的山西十年发展规划中，铁路交通的建设便是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但是当时的山西实在是拿不出建造标准轨铁路所需的庞大资金，才最终有了折中采用窄轨的方案。
阎锡山《十年自强计划案》：“自日本强占我东省以来，迄今数月，犹未解决。而滇桂边陲，又告紧急。值此一发千钧，危急存亡之秋，幸政见之争，已告平息。一致团结，共御外侮；而一般民众复皆奔走呼号，竭力于爱国运动。多难兴邦，其在今日。处此国难当头之日，国际间之折冲，固重外交，而立国大计，尤须自强。盖自甲午庚子而后，举凡列强侵夺，未尝不借外交以作了局。惟事过境迁，不自警惕。政府无生聚教训之计划，人民无遵行推进之规程。因循荏苒，不振至今。驯至前次创痛未已，后次之艰难又来，次复一次，有加无已。溯往追来，舍急起直追，力图自强，以为挽救，则不足以臻郅治，冀立国于世界。锡山外观各国之富强，内察我国之贫弱，深感中央政府，有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之必要”。
东山再起，大力发展山西经济建设1932年2月20日，东山再起的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到任仅十天之后，阎锡山便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提交了一份《十年自强计划案》。
在该计划案中，阎锡山明确提出了九一八之后，国家在军事、外交、经济上面临的严峻局势，认为只有改革军备、发展基础教育、推动国家经济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弱的现状。
在提交该提案之后，阎锡山便率先垂范，于4月12日设立“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开始着手制定《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按照阎锡山的设想，这份“十年规划”将分政治、经济两大部分进行，前期工作就是抽调200余人进行分组调查、意见征集、起草、修订、讨论等工作。
1932年12月20日，在阎锡山回到山西整整十个月之后，《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正式编成。
在这份《十年规划》中，经济建设是重中之重。根据当时山西的具体情况，对经济发展项目进行了重点划分，依次是农业、矿业、工业和商业。并且对每个经济项目都设定了发展目标，例如在水利发展上，设定十年之后增加800万亩水地为期成量，400万亩为必成量；棉业十年之后增加棉田100万亩为期成量，60万亩为必成量等等。
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先投钱，没有钱再好的计划也难以实施。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经济改革投资，不得已之下阎锡山只得通过借外债、发行公债和自筹来解决资金问题。
此外，交通问题也是摆在阎锡山面前的一大难题。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让省内的各种资源快速流通起来，而铁路是加速资源流通最有效的交通方式。
囊中羞涩，选择窄轨铁路建设方案在山西省境内，有清政府时期修建的正太、京绥两条铁路经过，但这两条铁路的总里程只有317公里，且位置均处于晋中和晋东北，不利于山西南北交通的发展。
其实早在1927年，阎锡山便聘请德国工程师进行铁路建设计划的制定，并准备在1929年开工建设同蒲铁路，但是在向南京政府申请财政拨款时被拒绝。而正当准备自筹资金建设时，阎锡山又在中原大战后下野，同蒲铁路的建设计划便搁置下来。
在这次东山再起之后，阎锡山是下定决心必须建成这条同蒲铁路。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十年计划案》中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矿业发展需要的大量原料、产品需要铁路运输；对外贸易发展需要铁路运输；人员出行需要铁路运输。
但是修建铁路是一件耗资巨大的工程，曾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胡聘之以及孙中山都曾计划在山西修建铁路，但最终都因缺乏资金而不了了之。
于是，阎锡山首先动用自己家族存在国外银行的私人存款，向德国西门子公司、法国万达钢厂、德国克鲁勃公司采购了价值近千万元的机车和钢轨。
按照当时的铁路建设标准，如果使用标准宽轨，仅钢轨和枕木两项的采购费用，就达到860万元，如果再加上桥梁、隧道、车站等建设费用，建设同蒲铁路至少耗资近亿元。如果采取借外债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即便按年息一分计算，每年仅利息就需要支出近千万元。
阎锡山认为如果是以这种方式修建同蒲铁路，以后就算是卖掉山西，可能都无法偿还负债。
于是，阎锡山决定：路基采用标准建设，铁轨先采用窄轨的方式修建，等以后有了钱，再换成宽轨。
1932年10月，在阎锡山的《十年计划案》还没制定出来的时候，同蒲铁路便率先开始了建设。为了确保建设进度，阎锡山调集了晋绥军4个步兵师、正太护路军、炮兵第一缕和工兵部队共计3万余人投入铁路建设。这么一来，又节省了一大笔的建设经费支出，反正军队军饷都是要发的。
截止1937年，山西省境内一共建成铁路里程达到1050公里，提前五年完成《十年计划案》中关于铁路建设的里程目标。而这五年整个中国的铁路建设里程为3727公里，山西就占了近四分之一。
而与同时期建设的外省铁路每公里造价88480.3元相比，采用窄轨设计建造的山西铁路每公里造价只有18688.2元，整整节省了三分之二的造价，阎老西在经济上的“抠”确实不是浪得虚名。
因此，阎锡山之所以在山西采用窄轨进行铁路建设，其初衷主要还是因为缺钱。至于所谓的断绝与外界联系、便于在山西当土皇帝的说法，也只能当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聊聊罢了。
3. 自古以来山西籍的将军都有谁？
山西，简称“晋”，在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中，主要是晋国的领地。山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有着众多的人才，将领统帅也是有着很多。
古代将领卫青，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
霍去病，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人。
关羽，蜀汉名将，河东郡解县（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人。
张辽，曹魏名将，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人。
徐晃，曹魏名将，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人。
温峤，东晋名将，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
王僧辩，南朝梁名将，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
贺拔岳，北魏名将，神武郡尖山县（今山西省寿阳县宗艾镇神武村）人。
斛律光，北齐名将，太安狄那（今山西省寿阳县）人。
薛世雄，隋朝名将，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人。
尉迟恭，唐朝名将，朔州鄯阳县（今山西省朔州市）人。
王方翼，唐朝名将，并州祁（今山西省祁县）人。
裴行俭，唐朝名将，绛州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东北）人。
薛仁贵，唐朝名将，河东道绛州龙门县修村（今山西河津市修村）人。
薛讷，唐朝名将，绛州万泉（今山西省新绛县）人。
张守珪，唐朝名将，陕州河北县（今山西省平陆县）人。
封常清，唐朝名将，唐蒲州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人。
李克用， 唐末至五代初晋王，神武川之新城（今山西雁门北部）人。
李存孝，唐末猛将，代州飞狐县（今山西省灵丘县）人。
郭崇韬，五代后唐名将，代州雁门（今山西省代县）人。
史匡翰，五代名将，五代雁门(今山西代县)人。
李筠，五代名将，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人。
党进，北宋名将，朔州马邑 （今山西朔州）人。
呼延赞，北宋名将，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
狄青，北宋名将，汾州西河县（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 ）人。
王彦，南宋名将，河东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人。
杨存中，南宋名将，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人。
孙传庭，明朝名将，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
近现代徐向前，十大元帅之一，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人。
赵尔陆，开国上将，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 ）解村乡北三泉村人。
董其武，开国上将，山西河津人。
白云，少将，山西省洪洞县人。
常乾坤，中将，山西省垣曲县人。
车敏瞧，少将 ，山西省垣曲县人。
柴启琨，少将，山西省河津县人。
段士楷，少将，山西省霍县人。
牛明智，少将，山西省芮城县人。
范富山，少将，山西省定襄县人。
谷景生，少将，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罗村人。
高德西，少将，太原市人。
胡尚礼，少将，山西省解县人。
胡荣贵，少将，山西省定襄县人。
刘苏，少将，山西应县人。
刘忍，少将，山西省应县人。
刘静海，少将，山西省寿阳县人。
吕义山，少将，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
梁中玉，少将，山西省岚县人。
李文一，少将，山西省万荣县人。
李懋之，少将，山西省襄垣县五阳村人。
茹夫一，少将，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人。
史进前，少将，山西定襄人。
史景班，少将，山西省汾阳市人。
王晓，少将，山西省定襄县人。
王展，少将，山西省汾阳县东河头村人。
王兰麟，少将，山西省解县（今运城）人。
王庆生，少将，山西省平遥县宁固村人。
吴效闵，少将，山西省太谷县人。
许志奋，少将，山西省汾阳县（现汾阳市）三泉镇南马庄村人。
薛克忠，少将，山西省洪洞县人。
杨文安，少将，山西省芮城县人。
阎捷三，少将，山西晋城南村镇东常村人。
智生元，少将，山西定襄县管家营村人。
张政，少将，山西省阳曲县人。
张子珍，少将，山西省应县人。
张子明，少将，山西省离石县人。
张中如，少将，出生于山西原平人。
张文舟，少将，山西沁县人。
张世珍，少将，山西闻喜人。
张廷桢，少将，西省崞县(今原平)人。
张英明，少将，山西省灵石县人。
张柱国，少将，山西省繁峙县人。
张梓桢，少将，山西灵石人。
张献奎，少将，山西忻州（忻县）魏家沟人。
4. 太原有哪些历史名人？
古太原藏龙卧虎，群星灿烂。随便给你说出几个，熟悉的历史名人都是令人高山仰之。
第一位：王昌龄，听过吧？，字少伯，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其诗以七绝见长，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誉。王昌龄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齐名，时谓王江宁,作品有《王昌龄集》。我想小学没有读过大诗人的诗的人没有吧。
第二位：罗贯中，这个应该也听过吧。太原清徐人。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罗贯中的一生着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小说《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其中《三国演义》是其力作，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吴.蜀.魏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这部长篇小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受读者喜爱。这可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啊！四大四大四大名著之一。太牛了！
第三位，再来说一个神一般的存在：傅山，明清思想家、书法家。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被认为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著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等传世之作。要是你还不知道其是何许人也，那么我告诉你，太原的名小吃，人们早上喝的头脑，那就是傅山老先生为了给母亲添加营养特制的。老有名了！太原人要是说不知道头脑为何物，那就不是太原的土著。
第四位：神探狄仁杰。断案如神，正如狄仁杰在中国和外国人看待福尔摩斯一样，狄仁杰一生断案无数，无半点差漏。狄仁杰在中国不仅仅是断案如神，其辅佐一代女皇武则天，保护李唐江山的故事为民间所敬仰。狄公形象早已搬上了银幕，家喻户晓。就不用多说了吧？
第五位：也是最重要的名人，一代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旧并州汾阳人，在现代属于吕梁市，在古代属于现在的太原市，也可以说是太原人士。中国第一位女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目前来说唯一，不是之一哦。武则天延续了贞观之治的遗风，开疆拓土，国泰民安，无字碑述说了这位女皇的传奇经历。
近代的名人，就不说了。剩下就看咱各位了。只要努力，梦想总是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
5. 你的家乡有哪些历史和近代名人？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的南阳市，一个有1000多万人口的三线农业城市。南阳是南都帝乡，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造就了二百年的东汉江山。八百里伏牛山，三千年母亲河赋予了南阳不绝的灵气，诞生了众多在华夏历史上极富声名的传奇人物。我试列举之：
谋圣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河内郡汲县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韬略家，周朝开国元勋，商末周初兵学奠基人。
商圣范蠡，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
科圣张衡，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后人为纪念张衡，在南阳修建了张衡博物馆。
医圣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智圣诸葛亮，诸葛亮在南阳郡隆中隐居,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于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又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蜀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后主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
近现代政治军事家习仲勋、彭雪枫、刘满仓、常万全等等；文化名人二月河，一部《雍正王朝》引领清史研究高潮；科技名人王永民，五笔输入法的创始人……
这些杰出人物，为推动中华文化、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最为璀璨的明珠。
6. 结庐守墓的成语故事？
山西朔县的侍卫张日明，自从阎锡山逝世之后，他每天都搭乘公交车上山，照料其故居，还会在他墓前供奉新鲜的水果。
他坚持了52年，没领过一分钱津贴。
有青葱小伙到垂垂老矣，张日明老人迈着踉跄的步履，抚摸着坟前的墓碑，说：“我来看您了。”一句话说完，现场的人也哽咽了。
张日明说：“阎锡山是山西的大家长”。
“结庐守墓”是春秋时期的孔子的弟子才能做出的“义举”，然而却出现在近代的一个侍卫身上，可歌可泣。
阎锡山也算是一代枭雄，在山西人们心中，就好比张作霖在东北人心中的位置。阎锡山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他的婚姻生活，比起民国其他军阀，他算是一个专情忠诚的好男人。
在古代男人眼里，女人不值钱，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够了就丢掉，毫不可惜。他们但凡有权有势，就会左娶一个右娶一个，新鲜够了就丢掉不管。
在封建社会想让手握权柄的男人一心一意似乎并不容易，袁世凯的妻妾也蛮多的，不过老袁也算是个纯爷们，对妻妾照料得比较好，其他军阀还不如他，娶了很多妻妾，甚至都记不住名字，认不清面孔，只能说是“种猪”。
阎锡山只有一妻一妾，而且妾是用来传宗接代的，他真正有感情的是他的妻子。
在他妻子死后，他提笔凝思，写成一幅对联：
“竹青四时真味在，莺芳一室古香存”。
他的妻子叫徐青竹，包办婚姻，妻子比他大六岁。这就比较令人惊讶，当时流行男大女小，这样的包办婚姻只能说是传奇。
更传奇的是，两人八字合适，无比和谐，越来越有感情。
其实阎锡山本名不叫这个，他小名叫万喜，等他考试的时候，算命的说：“你五行缺金，肯定能考上”，结果他就考上了。
考上后要取个官名，算命先生摇头晃脑半天后说：“五行缺金，就叫锡山吧！”
阎锡山果然缺金，虽然有很好的感情生活，也有很好的事业，但一直没孩子。后来他不得不娶一个小女生为她生养孩子，小女生只有十四岁，刚能生育。
小女生到了阎锡山家，服从大老婆指挥，姓也改成大老婆娘家的姓，叫徐兰森。徐兰森叫徐竹青姐，对她的话言听计从。
不过叫姐也是抬高了这个女生的地位，毕竟她之是妾。这个小女生一到阎锡山家，人生如同开挂，一口气为阎家添了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但这些孩子只能管这家的主子徐青竹叫妈，徐兰森是他们亲妈，却只能叫姨妈。
好在徐青竹对几个孩子也好，视如己出，但唯一不好的是，她一定让孩子叫自己妈，这让亲妈作何感想，肯定心里不舒服。
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阎锡山战败，逃亡大连，徐兰森带着老四、老五跟阎锡山一起到大连，徐青竹过了一段时间才到，结果她发现这两个孩子叫徐兰森妈，而不是姨妈。这点触怒了她，她认为挑战了她在阎家的地位。
她去找阎锡山评理，阎锡山没理会她，当时他情绪低落，也没空安慰她，结果她哭了一整夜。
后来阎锡山对徐竹青还跟以前一样，大事小事都征求她的意见，家里的事物也交给她打理，有重要的聚会就让徐竹青代表自己去。但徐竹青始终不原谅他，跟他分居。
没想到徐兰森死得最早，突然病故，那天是腊月三十，天寒地冻。
徐兰森死后，徐竹青才原谅了阎锡山，重新回到他生活中，陪他走完七十八岁的人生。阎锡山死后四年，徐竹青才去世，他们的爱情传奇就此纠结。
人死了，故事却还在继续，在墓碑前，松树丛中，古旧翘角的屋檐下，还有模糊发黄的老照片中人的眉梢眼角之间。
人死了，情还在继续，世间所谓的大爱，从来就不是男女之情，而是不求回报的付出，比如他的部下，曾经最年轻的侍卫，如今已是白发苍苍。
老人将墓碑擦拭干净，暮雨蒙蒙，他最后鞠了一个躬，步履蹒跚地下山了。这里有阎锡山和他的夫人，也有整个民国最传奇的军阀混战的一生。
老人说：“我死后，我的后代也会为阎锡山扫墓。”
7. 汤恩伯和李宗仁究竟有着怎样的恩恩怨怨？
汤恩伯与李宗仁的恩怨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这两人之间的恩怨，而是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恩怨。要知道，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听从的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如果没有蒋介石的指使，或是蒋介石意图打压李宗仁，你就是给汤恩伯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去惹李宗仁。
蒋介石自1926年成为国民党的老大以来，他的目标就是要统一全国，在北伐战争胜利后，老蒋所操控的南京国民政府，至少成了当时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而对老蒋“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以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为代表的地方军阀，这些西方军阀不仅割据一片土地，手上还握有重兵。
就拿1930年的中原大战来说，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组成的反蒋联盟，总兵力就有65万人，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才70万人，双发也一度僵持不下，要不是最后张学良加入了蒋介石一方，中原大战的最终结果还真是很难说。
蒋介石要想实现统一就必须剪除地方军阀，而地方军阀呢？一方面他们要生存，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能不断做大做强自己的势力，最好干掉蒋介石，由自己来统一全国，所以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尤其是李宗仁这样的大军阀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正因为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蒋介石亲信的汤恩伯，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汤恩伯，自然要紧跟蒋介石的步伐，打击地方军阀势力，由此他与李宗仁之间闹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
先说说李宗仁，他自1924年与白崇禧合作打败旧桂系，统一广西后，在民国的30多年里一直都是蒋介石最为强劲的一个对手，他与有着“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合作无间，时人称为“李白”组合。而李宗仁手下强悍的军队更是他与蒋介石对抗的资本，有种说法是“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就是这样一支桂军，在当时成为了蒋介石非嫡系部队中的主力部队，其作战能力可与国民党五大主力相媲美，作为这样一个强大的存在，李宗仁自然就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而汤恩伯是什么情况呢？汤恩伯是浙江义乌人，非常符合蒋介石“老乡”的用人标准，曾与陈诚、胡宗南齐名，是蒋介石三大军事集团的巨头之一。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北伐战争时期就开始效命蒋介石，抗战时期蒋介石也对他予以重任，让他掌管鲁、苏、豫、皖边区，鼎盛时期汤恩伯曾拥兵60万，被称为“中原王”，不过在执掌中原期间，汤恩伯又因欺压百姓，横征暴敛，使中原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民间也有“水旱蝗汤”的说法。
汤恩伯与李宗仁同属国民党阵营，所以交集自然很多，但引起两人重大矛盾的，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台儿庄战役期间，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战役总指挥。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日军集结4万重兵猛攻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台儿庄，由此台儿庄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1938年3月17日，日军进攻台儿庄外围的藤县，驻守藤县的川军41军奋勇抵抗，122师战至最后一人，师长王铭章自杀殉国，124师也几乎全部打光，在这样危机的时刻，李宗仁命战区所属的汤恩伯部赶去支援，但汤恩伯部却未能及时赶到战场，致使藤县失守。
随后到20日的时候，日军攻到了台儿庄，当时在台儿庄正面防守的是西北军出身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与日军从24日血战到28日，尽管伤亡惨重，但仍死战不退，当日军攻入台儿庄城内的时候，甚至连31师师长池城峰都亲自率领敢死队跟日军肉搏了起来，可以说在台儿庄前期的战斗中，全是老蒋非嫡系的部队在跟日军死磕，死死地拖住了日军。
汤恩伯也直到28日的时候，眼看台儿庄要陷落了，才在外围的枣庄、峄县地区对日军展开了进攻，因为这个时候汤恩伯再不出击，台儿庄就真的保不住了，丢了台儿庄接下来徐州就会玩完，也就是说，汤恩伯是在不得不出击的情况下，才出击了日军。
到了29日的时候，日军再次重兵增援台儿庄，而到了这个时候，整个第二集团军甚至都有了战至最后一人的打算，当时第二集团军也快拼光了，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也只有汤恩伯部所辖的第20兵团建制完好，战力充足，可汤恩伯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见死不救，你说李宗仁能不恼火么？
后来，随着国民党越来越多的部队集结在台儿庄附近，也逐渐对攻入台儿庄的日军形成了合围，到4月3日的时候中国军队发动反击，这个时候日军已精疲力尽，主要也是因为前期西北军、川军不惜整团、整师甚至整军地跟日军拼命，才把日军给拖死了，这个时候汤恩伯参与反击，其实是在捡漏了。
整个台儿庄战役期间，就属汤恩伯的部队装备最好，战力最强，建制最完整，可真正的血战汤恩伯却基本没有参与，全都是李宗仁所属的非嫡系部队去跟日军血战，而李宗仁也不敢丢掉徐州，因为一旦丢了徐州，搞不好韩复渠就是他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很可能会借着丢掉徐州的理由，枪毙了李宗仁也说不定。所以这期间李宗仁的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李宗仁左一个命令又一个命令，要汤恩伯顶上去，可汤恩伯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为此李宗仁能不恼火么？
那么汤恩伯是个畏敌不战的将领吗？实际上恰恰相反，在整个抗战期间，汤恩伯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表现非常出色，甚至被日军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
比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兵分三路全面侵华，一路走平汉线，一路走津浦线，另一路沿平绥线西出南口，在此危难的时候，汤恩伯率十三军在北平西北郊南口布防，此处是燕山余脉与太行山交会之地，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也是北平通往西北的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为了占领这块军事要地，也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南口发动了猛攻，在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汤恩伯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与素有“钢军”之称的日军第五师团展开了血战，战到最危险的时刻，汤恩伯身边只留了2个勤杂兵，其余人员全被派往了前线，经过浴血奋战，汤恩伯死守南口长达18天，远超了老蒋给出的10天期限，还创下了一次战役致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记录。
后来汤恩伯又参加了随枣会战、对日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等重要战役，他甚至令侵华日军谈之色变，日军也曾对中国军队划分甲乙丙三等，被划为甲等的部队寥寥无几，而汤恩伯所辖的每个师都被列为了甲等，甚至可以说侵华日军将汤恩伯列为头号敌人也不为过。
既然汤恩伯在与日军的作战中那么出色，他为什么会在台儿庄战役中，尤其是前期的战役中如此消极应战呢？其实我认为他应该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行事的，从前后的很多事情中我们也能看出端倪。
▲汤恩伯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是老蒋
比如在台儿庄战役之前，山东军阀韩复渠因为逃跑被蒋介石给枪毙了，而在台儿庄战役中，参与前期血战的基本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是以西北军、川军为主，同时战役的总指挥也不是蒋介石嫡系将领，而是李宗仁，蒋介石安排李宗仁负战役的总责，也有让李宗仁在徐州跟日军死磕的意思，如果失败了，他就能堂而皇之地处罚李宗仁，就算赢了，也会让李宗仁带着一帮非嫡系的部队去跟日军作死的消耗一把。而这样做，背后的总逻辑就是想通过对日作战来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同时尽量保存一下“中央军”的实力。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很大，他的嫡系部队在抗战中也损失惨重，但这也不能排除在抗战期间，他也确实做了些通过日军来消耗地方军阀的事情。台儿庄战役后，论功行赏，汤恩伯不仅没有因为前期的消极作战受到任何处罚，反而还得了“青天白日勋章”作为奖励，从中我们也能看出，汤恩伯所做的，其实是在贯彻老蒋的意图。
而李宗仁呢？其实他当然知道汤恩伯的背后就是老蒋了，可当时老蒋是全国抗战的总领袖，他不好向蒋介石开火，就只能朝汤恩伯开火了。对于蒋介石来说，消极应战这种事情他是不能做的，他要做这种事情就需要一个手套，汤恩伯就正好做了这个手套，脏活由汤恩伯来做，骂名都在汤恩伯身上，而实际得了好处的却是老蒋。
抗战期间，李宗仁与汤恩伯还发生过很多矛盾，比如：
1942年河南接连出现灾荒，汤恩伯所部驻守河南，不但没有参与赈灾，反而对灾区民众横征暴敛，此举无疑加重了河南百姓的灾难，造成了当时300万河南民众因饥荒而亡。事后，李宗仁就在老蒋面前参了汤恩伯一本，可老蒋却并没有追究汤恩伯的责任。
在随枣会战中，李宗仁也给汤恩伯下了套，当他得知日军的作战目标是围歼汤恩伯部的时候，李宗仁就命令桂系的84军可以撤退，但只跟汤恩伯说，他的部队可以相机撤退，后来真打起来的时候，84军就直接逃跑了，丢下汤恩伯跟日军死磕，汤恩伯要求撤退，李宗仁不许，要他继续跟日军死磕，汤恩伯那会听李宗仁的这个命令呢？索性带着部队直接撤退，后来又遇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接应，才最终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作为将领的汤恩伯为什么敢直接违抗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命令？要知道在抗战时期因为违抗军令被枪毙的高级将领很多，这背后自然是有老蒋撑腰，汤恩伯才敢这么做了。
整个抗战期间，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除了跟日军作战、对付老蒋，还有的精力自然就放到了自身的发展上了，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桂系部队从抗战初期的16万人发展到了24万余人，不过后来蒋介石借着整编全国军队的由头，大肆裁剪了桂系的部队，又将其控制在了10万人以下。对此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自能忍耐，因为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的嫡系占了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二以上，老蒋的拳头太大了，李宗仁除了忍，也没别的办法。
可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暂时选择了隐忍，只是在等待时机。后来到了1948年底的时候，蒋介石在内战中越来越不利，尤其是三大战役之后，他的精锐部队已被解放军消灭得差不多了，而这个时期，经过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经营，桂系的实力却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1948年年中的时候白崇禧赴武汉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坐拥40万大军，到了渡江战役时期，老蒋手上的重兵集团仅剩汤恩伯部负责长江下游防守的45万人，这些部队大多是新组建的，与白崇禧手上的正规军相比，战力差距太大，所以这个时候李宗仁也乘机发动了对蒋介石的逼宫，老蒋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出任了“代总统”。
李宗仁在出任“代总统”后，就当了整个国民党的家，对于李宗仁来说，他就要守住长江防线，以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了，可这个时候，“总统”李宗仁却根本指挥不动汤恩伯，这其中李宗仁与汤恩伯的矛盾也自然不小。
后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与汤恩伯也是各自为战，他们都想让对方去跟解放军死磕，消耗对方，到了这个时候汤恩伯干脆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给老蒋搬家上面了，对于“大总统”李宗仁的很多命令也压根不理。
所以我们纵观李宗仁与汤恩伯矛盾的前前后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人之间的恩怨，其实说到底是老蒋与李宗仁之间的恩怨，汤恩伯只是老蒋的一只手套，他所做的都是在贯彻老蒋的意图。
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老蒋想铲除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而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一方面要求存，另一方面也要乘机发展壮大，要取代老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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